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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前天写了《在陈毅追悼会上,毛主席悲伤地对粟裕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一文,文中讲到: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逝世。而毛主席在1971年9月之后,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即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一度出现了缺氧昏迷现象。所以,周总理在操办陈毅的追悼会时,定下了比照已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的规格:由军委出面组织,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这个规格限制了很多陈毅生前的老友无法参加追悼会。宋庆龄和正在北京治病西哈努克亲王多次打电话向周总理请求出席追悼会。周总理告诉他们:除非毛主席亲自前去参加追悼会,不然事情很难有转机。周总理没有想到,身体异常虚弱,连行动都有些困难的毛主席,竟然强支病体,赶到了追悼会现场。那天,毛主席在陈毅的遗像前默立良久,任凭泪水低垂。他周总理致悼词结束后,转过头,见到了人群中的粟裕,语带悲伤地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
随后,毛主席把视线转向灵台两侧摆放的花圈上。
尽管那些花圈一个个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但数量太多,致使礼堂显得有点拥挤。
在去往第三休息室的途中,毛主席逐个去看花圈上写的挽联,边看边点头,边流泪。
突然,一个花圈上的挽联长久地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这副挽联共有72个字,既活画和概括出了陈毅元帅盖世豪情和平生功业,又抒发了国家大梁崩毁的沉痛之情。
上联写: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下联为: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主席读后赞许说:“写得真好,是陈毅一生的写照。”
他向陈毅的夫人张茜询问:这是谁的手笔?
张茜回答说:“张伯驹。”
关于张伯驹其人其事,老覃早年写过《此人卖掉北京胡同里十五亩豪宅,购了一幅画,后来慷慨捐给了国家》一文,详细作过介绍。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其于光绪三十年举进士第,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长大后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法书名画,然后捐献给国家。
现在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藏品中,张伯驹的捐赠占了半壁江山。
粗粗算来,有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西晋著名书法家陆机的《平复帖》、唐代诗人李白的手书《上阳台帖》、杜牧唯一传世手书长卷《赠张好好诗》、中国第一位女画家五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范仲淹唯一传世楷书长卷《道服赞》、还有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118件世间珍稀的一等一书画作品,全是他慷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
为了收集这些书画,张伯驹将家财散尽,囊中如洗。
另外,同样让人感怀的是,国民党在逃离大陆前多次派人游说张伯驹同飞台湾,他没有同意。国民党又安排他到美国定居,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
可以说,张伯驹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爱国人士。
张伯驹和毛主席还有过一件非常风雅的交往往事:1951年,他担心《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海外,不断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通过请示毛主席,以45万8千港币购回,藏入了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在博物院看到此二帖,认定了毛主席是鉴赏书画的行家,把自己向来秘不示人的珍品《上阳台帖》转呈给毛主席,却附书一份,言明“仅供观赏”,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上阳台帖》后,爱不释手、每天拜读、赏玩。但信守君子之诺,“观赏”之后,完璧归赵。张伯驹最终将之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使之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伯驹与陈毅相识于1957年。
当时,他牵头举办了一个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
陈毅是个儒帅,爱填词赋诗,爱下围棋,对书画也很有兴趣,前来参观。
他读了张伯驹为书画所题的诗作,赞不绝口。
当听说了张伯驹捐献书画的壮举,更是对张伯驹肃然起敬。
两人因此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一段时间,陈毅经常邀请张伯驹家中一起谈论诗词,一起在棋盘上对弈,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事隔多年,张伯驹追忆这一段往事,曾撰文称:“1957年夏,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陈帅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接,全出于诚。”
也在那一段时间,由于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痴迷京剧多年的张伯驹联合起齐白石、梅兰芳等近百名艺术家,共同上书,要求成立独立的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他还召集起数十名老艺人,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不承想,他所重点挖掘整理的《马思远》是被明令禁止的剧种,遭到了批判。
陈毅听说张伯驹生活没有了着落,非常不安,安慰张伯驹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党会清楚你的,我现在先替党向你道歉。”
张伯驹摆手说:“我看画的时候,也有过把假的看成真的、把真的看成假的情况,咱们国家那么大,看错一个人,也无所谓嘛。”
在陈毅的积极活动下,1961年,张伯驹出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陈毅在自己家里设便宴为张伯驹送行,手书“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相送。
1962年年初,张伯驹夫妇回北京过年,特意给陈毅带去了东北特产,四瓶鹿茸酒和两盒人参糖。
春节过后,陈毅又请张伯驹到家中叙旧。
但是,这一次见面,竟然成了两个人的永诀。
张伯驹回到吉林之后,境况越来越差。1967年,他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被送到吉林舒兰县插队。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年近古稀的老汉。不得已,夫妇两人于1969年离开了舒兰,回到了北京。
但在北京,他们一无户口、二无粮票,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生活。
病床上的陈毅知道了张伯驹的境况,非常痛心,念念不忘要帮张伯驹一把,奈何病魔缠身,无法动弹。
张伯驹听说了陈毅身患重病的消息,很是担心,但却没有办法见上陈毅一面。
1971年年底,陈毅在周总理前去探病时,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向周总理讲述了张伯驹目前的困难。
说来也巧,张伯驹也在这个时候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托章士钊转交。
周总理因此做了一道批示,拟安置张伯驹为文史馆员。
在陈毅去世的前一天,文史研究馆已经为张伯驹草拟好了聘书,但没有标注具体的日期,准备送有关领导审阅。
陈毅逝世后,张伯驹惊闻噩耗,苦于不能亲往吊唁,便把自己对陈毅的敬仰之情全部倾注于笔端,写成了72字挽联。
他没有想到,这副挽联被参加追悼会的毛主席看到了。
毛主席读了挽联,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恰如其分。
他向陈毅的夫人张茜询问:这是谁的手笔?
张茜趁机把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他。
毛主席听了之后,心中很不是滋味,回头对周总理说:“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落到这样的境况,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这样,张伯驹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央文史馆馆员。
不过,张伯驹还是沉浸在陈毅离世的巨大悲痛之中,经常独坐书房哭泣,后来,右眼竟然哭盲了。
张伯驹认为自己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明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称为“盲翁”。
所幸的是,他的女儿张传綵给他请来了西安名医,经过了精心治疗,才使他的眼睛重新见到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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