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价值观是各级干部的定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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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一种处理事情判断对错、做选择时取舍的标准。”为什么同样的外在客观条件，同样的制度体制，有的干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有的干部却贪污腐化，走向犯罪的道路？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的一种内心尺度，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态度，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换句话讲，价值观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人实现价值的行为方式。

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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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各级干部树立了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心中就会始终装着人民。心中有人民，才能为人民着想，才能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想着“孔方兄”，他只能是“为人民币服务”，不可能为人民服务，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了。

杨善洲就是一个树立了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的党的好干部。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出于对他几十年无私奉献、服务人民，并取得卓著成绩的褒奖和关心，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

杨善洲同志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关心。他对普朝柱同志说：“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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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回施甸种树？杨善洲这样解释：“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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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61岁的杨善洲，走进了施甸县的大亮山，开始了他的种树生涯。

杨善洲为什么不愿搬到省城昆明居住，而愿意回到施甸县的大亮山种树，因为他的价值观是为了帮家乡办点实事，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

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要明确权力所属。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经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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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委托给我们的，我们党自己没有权力；二是说，人民之所以把权力委托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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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执政、领导干部执政，都源于人民授权。

毛泽东同志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枪杆子里面也是出不了政权的。当年，老区人民“最后一粒粮，拿去缴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

谁授权，就要对谁负责，就要为谁服务，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各级干部的权力既然是人民授予的，就要执政为民，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焦裕禄同志为什么能清正廉洁，成为党员干部的榜样，就是因为他对权力的属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曾经说过：“我们不是百姓的父母，而是老百姓的儿子，还要做听人民群众话的孝子，我们不是为民做主，人民才是主，人民要自己做主人，我们就是长工，是给人民扛长活的。”

对名利保持一颗平常心

武侠片《独孤九剑》中，有句禅语式的诗：“谁能破名利，太虚任遨游。”这句诗说得很深刻。谁要能突破“名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任意遨游天地之间了。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既如此，一个人要想淡泊虚名私利，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即使不容易，党的各级干部也应该做到。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各级干部应该有追求，但这种追求，不是追求自己的虚名私利，而应该追求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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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追求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时候，他就会视虚名私利为浮云，他的关注点只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比如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

1947年7月，罗荣桓同志从莫斯科治病后回到哈尔滨。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让他住到一栋三层的楼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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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楼房原是一位旧官僚的别墅。别墅外有鸟语花香的庭院，别墅内有漂亮的舞厅和宽敞的会客室。无疑，这是一个很适合疗养、休息的好去处。可是，罗荣桓同志住进别墅后，却总是感觉不安。因此，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搬出这栋别墅。他说：“我家人口少，没有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

组织上从他的身体健康角度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其后的一天，罗荣桓和爱人去谭政家做客。他见谭政家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便跟谭政商量，要搬到谭家的楼下住。谭政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过了没有几天，罗荣桓还真的带着一家人搬到了谭家的楼下。罗荣桓同志对家里人说：“不能官当得越大，住的楼房就越来越大。”

这就是一个党的好干部的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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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良好的兴趣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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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各级干部也不会例外。其实，许多伟人、名人都有兴趣爱好。但各级干部的兴趣爱好，相对于一般人的兴趣爱好来讲，有着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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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业余时间的小调剂。但干部身份的特殊性，决定着其兴趣爱好并不是个人的小事、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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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民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就是干部的兴趣爱好对民风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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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形象。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就是他内在素质的一种外在反映。一个终日迷恋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干部，肯定不会有好的形象。

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廉洁。赖昌星说过这样一段话：“不怕领导干部不受贿，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只要他有兴趣爱好，他就会被我攥在手心里。”结果，许多干部就被他攥到了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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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也并非是说各级干部不能有兴趣爱好，而是说，各级干部要有健康的兴趣爱好，而且即使是健康的兴趣爱好，也要能够有效地节制。如果不能有效地节制、适度把握，就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最后导致正事被贻误，甚至被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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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说：“人亦岂能无好，但在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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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看问题还是很全面的。他认为，人不能没有嗜好，只是要有好的嗜好。比如，君王嗜好贤能之人，则在位的人没有不肖之人；君王嗜好正直的人，则身边就没有谄佞之士。这样一来，治理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如果沾染了不良的嗜好，则会疏远正直贤良的人才，而那些邪佞不肖之人就会得到重用。如是这样，想要国家不乱，那是很难的事。所以，国家乱与治，就在君主的嗜好之间。

朱元璋从治国的高度来分析“为物所诱”以及嗜好的好与坏，其所言的确是真知灼见。这种真知灼见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比如，南唐后主李煜，沉溺于吟诗作词之中，“为高谈，不恤政事”，最终误国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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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告诉我们，身为党的干部，你的嗜好关系国家的治乱，关系自身的得失。所以，为国家计、为自身计，都要严防不良的嗜好，即使是良好的嗜好，也要能够有节制，不能顺其自然，让其膨胀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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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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