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道学思想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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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把道学看成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宋代末期（南宋）道学甚至一度被看成是“伪学”。还曾遭到打压。余今日看到文章一篇，看其作者水平，实在不值一驳，想来定是那，抠脚大汉，看了几本书，就跑来做键盘侠那种。说什么“道学”统治封建社会至少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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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余便把所已之浅见，说上一二，使诸位减少误解，略陈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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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时期虽承认理学“合法地位”，但是徒有虚名，《宋史·道学传·序》就有这样一句：“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宋，甚至有厉禁焉。”这就是凭证。

有人说道学（理学）统治封建社会至少800年。算多了，夸大了，程朱理学北传，渐渐流行于元代。蒙古统治集团尊崇喇嘛教、伊斯兰教，以至全真、大道、太一等道教，还在儒学之上，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议科举取士之法，次年施行。考试科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用朱熹章句集注。所考经义，“《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见《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这是元代蒙古统治者，以法令制度，对程朱理学的肯定。如果咱们按照时间的推算，到清代乾嘉“朴学”形成，至少500年。何来800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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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状元叶适，曾经公开批评朱熹伪论。但是道学依然在那个时代，普遍得到了小小的承认。其中不乏假道学者众多。南宋理宗时期，贾似道当国，为保持权势，便利用道学装点门面。据周密所亲见，这些人“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癸辛杂识续集》。更有一些统治阶级，发表若有若无的言论，虚假的批评，冒牌的充斥，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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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由封建社会到君主专制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许多人，便把“道学”当成了替罪羔羊。认为“道学”过于强调人伦纲常，其实这是值得商榷的。

孟子曰：“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到了宋代的道学家们，还特别提及孟子，并把孟子夸奖了一番。孟子最重人伦，着眼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双方义务，并未主张单方面的绝对权威。你能说他们与孟子认识截然不同，是特别拥护专制君权的吗？

举例说：宋仁宗时期，王安石科考，其中试卷就有一句：“孺子其朋”。王安石因此而未中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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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说：胡瑗、程颐二人先后对宋仁宗，哲宗两位皇帝讲书，都不遵守御名避讳的旧例，认为徒然养成皇帝自大的骄心。

在道学家的著述中，对为君者不乏箴警之词。再例如《论语·尧曰》有尧命舜之言：“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注曰：“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绝矣，戒之也。”同篇引《商书·汤诰》之辞：“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朱熹注曰：“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实君所为，见其厚于责己薄于责人之意。”言为心声，在此等处如细心玩味，亦可看得出道学家对君权所持的态度。宋代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受到后世非难最多。其实这个问题也不过与义利之辨和公私之辨的性质相同，也不能把它绝对化。道学家认为合理的人欲即是天理，这显然不能视为他们主张禁欲、绝欲。见朱熹“《孟子集注》卷二。余在此，就不多加申引。

现在许多人，把存天理，灭人欲。说成是封建统治者，专门用来压迫控制劳动人民。对于这个问题，我稍加细说，程门再传学子，张九成先生，对这个问题，曾经发表过极为精辟的议论说：“自义理而行，则以民为重，自人欲而行，则以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为重。以民为重，则如汉文惜十家之产而罢营露台。以宫室至侈服为重，所以纣残害万姓营此不急之举而不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于茅屋衡门之间，而每行于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弊履穿，羹藜饭糗，人欲何自而行乎？尊临四海，雄霸九州，号之则听，禁之则止，人欲恣行，无所忌惮，不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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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论在封建统治者之下，而且说得非常有见地。它不见得，就是以“尊王抑民”为代表的统治者工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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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再说清代的朴学“戴东原”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对道学的再辩析：这本书，对程朱理学，大加抨击。以程朱学派为代表是“以理杀人”，残忍到无以复加。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一时间，广为流传。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作《释戴》一文，在其文中议道：“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伺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生长民间，自幼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不可救。”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戴震抨击道学的议论，是别有隐衷的。他慑于封建专制君权的威势，才把矛头转向程、朱，而程、朱便成了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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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道学”（理学）从萌芽到形成，到明成祖，清康熙，雍正等帝，无不为其统治工具寻找方便。同时，他们由“尊”道，再变成工具，是免不了走失的。其结果，就是丧失原有之精彩。